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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商关系的历史文化和现实启示

时间:2019-06-14  浏览次数: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杂志  作者:

      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并非易事,我们通过与专家、实践者一起探讨,帮助大家了解政商关系流变、认清畸变关系危害,采取务实措施积极推动。

 

  溯源

  封建传统政商文化思想怎么形成的?

  阚秀玲 (黑龙江省社会主义学院教授)

  自从有了商人和商业的出现就有了政商关系。秦朝统一中国之前,尤其在春秋时期,政商关系相对比较和谐。当时诸侯林立, 多元的政治格局迫使东周王室和各诸侯国的统治者为了发展国力,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纷纷实行重商政策,像郑国的弦高、孔子的弟子子贡、中国古代商人鼻祖范蠡, 以及后来成为秦相的吕不韦等,都是富甲一方的大商人。

  “重农抑商”主张由商鞅变法正式确立。秦始皇统一中国后, 把重农抑商作为基本国策, 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勤劳本事, 上农除末”政策, 汉高祖刘邦下令不允许商人穿丝绸、坐车,并对其收取重税,极尽压制。从秦汉一直到封建社会末期抑商政策虽然各朝各代有反复, 但总体上商人的地位是很低的。

  古代社会,政府掌握着绝对的权力和大量资源, 位于“士农工商”之末社会底层的商人群体, 常常缺乏安全感, 往往通过寻求政治权力的庇护以维持生存和发展。商人们要想获得成功, 必须通过各种办法求助政府权力, 依附官员,官商结合, 逐渐形成了“以权逐利”“以利逐权”的政商关系。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政商代表人物胡雪岩,他先借助王有龄开钱庄, 又以左宗棠为靠山创办胡庆余堂, 在平定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成为政府粮饷、军火的供应商获取暴利, 是当时的“中国首富”。后又获得慈禧太后亲授的红顶戴和黄马褂, 官居二品, 被人们称为“红顶商人”。这种政商模式, 极大地推动了政商一体化, 促进了官商勾结。

  由此可见,封建社会所形成传统政商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政商之间没有各守原则、同向而行。一方面,权力至上观念在政商交往中一直根深蒂固。时至今日,个别政府部门和领导干部仍习惯于以居高临下的态度对待企业,有的领导干部利用手中的权力大搞权钱交易,极大地影响了公职人员和企业家健康政商关系理念的树立。另一方面,历史上长期形成的“红顶商人”营商文化、官商情结等观念至今流传,乃至于很多人还是念念不忘“经商要学胡雪岩”,一些企业家习惯于投靠权力获得发展的机会,拉拢腐蚀党政官员,等等。因此,规范政商交往行为,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迫切而又任重道远。

 

  警示

  政商关系不清谁后悔?

  本刊记者   滕抒

  时至今日,“商无官不安,官无商不富”的封建思想糟粕仍然畸变着政商关系。从大量被查处的腐败案例中,我们不难看到这样一个规律:腐败官员的背后多有不法商人,不法商人的“上面”多有腐败官员。官商勾肩搭背,起初总能分享利益的甘甜,可到了最后,吞下的却都是一颗苦果。

  官商“亲”而不清,皆因权力观错位惹的祸。吉林省原副省长谷春立是一些企业家们酒局上的座上宾,被人一敬酒就忘乎所以,吃吃喝喝间把公权力当作个人搞特殊、行方便的筹码交易。通过向有关人员打招呼等方式,谷春立在企业经营、土地出让、房屋拆迁等方面为企业牟取利益,收受财物达数千万元。事发后他自叹:我这个失败的人生最大的问题就是跟一些企业家之间没有做到这个“清”字。

  十八大后首个被调查的在任省委书记周本顺,喜欢结交私企老板“朋友”,而交友的目的在于打通官商两道的权钱交易暗渠,变现权力。他暗地支持、怂恿儿子与老板进行所谓的合作、投资,搞房地产开发。周本顺不仅多次为老板们在土地规划、审批等方面牵线搭桥、提供帮助,还直接以“借钱”的名义向一些老板索要巨额资金,给儿子投到生意上。被查处后,周本顺后悔地说:“错不在官场,错不在商场,错在自己。”

  高官总是与大款联姻,而一些基层干部则专傍小老板。2014年,一本德州商人“行贿日记”在网络掀起一波大浪。德州市纪委立即成立调查组,对举报网文中涉及的时任平原县财政局局长宋振兴等人的问题逐一调查,最终查实有29名党员干部被举报问题属实或部分属实。其中,11名违纪人员受到党纪政纪处理;17名违纪情节轻微、收受礼品折合金额较小的党员干部被诫勉谈话、批评教育。宋振兴则因贪污受贿罪,被判有期徒刑14年。

  官商捆绑,好比一根藤上的两个瓜,一个结出苦果,另一个必定同命相连。2018年3月,时任湖北省随州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詹升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该市监委在对詹升宇讯问中,获取了美雅市容美化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孔某涉嫌行贿犯罪的问题线索。重庆某咖啡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冯某,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两名国家工作人员行贿财物共计数百万元,造成国家经济损失数千万元。2018年3月,冯某因涉嫌行贿犯罪被重庆市九龙坡区监委立案调查并采取留置措施,案件中另外两名公职人员违纪违法问题也被查实。走到这一步,冯某泣不成声:“太后悔了!如果重来一次,我肯定不会去送钱,现在把自己都送进来了,再后悔都晚了!”

 

  实战

  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纪委监委有何作为?

  来利明(杭州市纪委监委第四纪检监察室主任)

  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为企业发展营造良好营商环境,纪委监委应发挥怎样的作用?这是杭州市纪委监委一直思考的问题。

  2018年8月,浙江某建设公司实际控制人马某因涉嫌贿赂犯罪,被杭州市余杭区纪委监委立案调查,并采取留置措施。该公司注册资本上亿元,是具有二级资质的建筑公司,在浙江省建筑行业颇有名气。案发期间,公司在全省不少地区还有多个在建工程,不但涉及资金量巨大,而且民工人数众多。

  “我在银行的贷款马上要到期了,你们能不能帮帮忙,让我的公司能够正常运转?毕竟,这个公司凝聚着我多年的心血。拜托你们!”马某向余杭区纪委监委办案人员诚恳地请求。

  像马某这样的本土民营企业,做到今天的规模确实不容易。但是,根据银行的相关规定,公司转贷业务必须要本人到银行柜面进行办理。马某的这个请求使办案人员犯了难。“如果案子办成了,企业倒闭了,这还算是一个成功的案件吗?”余杭区纪委监委主办该案的人员多次这样反问自己。他们立即向领导请示,并向杭州市纪委监委汇报。

  通过综合分析研判后,我们认为,在惩治犯罪的同时,要坚决避免因查办腐败案件而影响企业发展的事情发生。要把惩处个人犯罪和保护企业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在法律政策允许范围内,最大限度保护民营经济,尽可能降低个人犯罪对企业发展的不利影响,尤其是对于用工人数众多的企业,必须审慎考虑查办案件的政治效果、法纪效果和社会效果。

  杭州市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也明确态度:“要保护民营经济,更要牢牢守住党纪国法这条底线,必须确保办案安全,留置期间,银行工作人员不能与留置对象见面。”

  那难题究竟怎么解呢?特殊事情特殊对待。在市纪委监委的指导下,余杭区纪委监委与贷款双方多次沟通协调,最终,马某在留置场所的视频监控之下,签下了办案人员转递的贷款合同。

  5000万的贷款批了!企业活了!“感谢纪委,没有你们的努力,我这么多年的付出可能就毁于一旦了。我一定好好配合!”马某听到办案人员转告的贷款已到位的消息后热泪盈眶,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一次务实的行动胜过千百句口号。近年来,杭州市纪委监委出台了《关于加强非公有制企业清廉建设的意见》,探索政商交往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构建政商沟通交流平台新模式,既避免“勾肩搭背”的亲而不清,又避免“谈商色变”的清而不亲,持续护航民营企业健康发展。